邓小平经济改革思想探源

http://www.balujun.org 2010-07-29 15:44:00 网友评论 0

    一曲扣人心弦的《春天的故事》传遍了祖国大江南北,唱出了亿万中华儿女的心声。一位世纪老人、我们敬爱的邓小平同志,用近百年的奋斗与探索,终于为中华民族找到了一条改革开放、强国富民的道路。回眸往事,历史之所以选择邓小平为当代中国人民意志和集体智慧的杰出代表,把邓小平理论作为当代中国的行动指南,是与他独具特色的抗日根据地时期历史建树密切相关、一脉相承的。光辉的抗战历史雄辩地证明一条颠扑不灭的真理:邓小平经济改革思想早在半个多世纪以前,就已经发轫在抗日根据地时期号称“红色特区”的太行山上。

  重视经济建设 打开太行山严峻局面

  那是抗日战争时期的1940年,日军把进攻的目标集中转向中共所领导的抗日民主根据地,并且在太行抗日根据地施行了烧光、杀光、抢光的“三光政策”,严峻的敌情加上了严重的旱灾,使得太行抗日根据地军需民用出现了严重的困难。面对险恶的形势,当时担任八路军一二九师政委和太行军政委员会书记的邓小平审时度势,及时依据当时的形势果断地提出应变方针。1940年4月,中共中央北方局召开黎城高干会议,会上邓小平明确指出“发展生产是坚持根据地的重要保障”的重要论断。翌年3月,他受中共中央北方局的委托,相继在一系列会议上提出注重经济建设的主张。这些观点形成了新成立的晋冀鲁豫边区政府《努力经济建设,增加边区财富》的施政纲领。根据这一努力目标,抗日当年边区政府规定:“一切抗日人民,不分党派阶层,均有营业、营利、从事工农业生产之自由;奖励私人企业,发展农村生产合作事业;欢迎海内外人士和敌占区同胞投资于边区生产事业,政府保障安全,并提供帮助”。这些观点,正是今天邓小平经济改革、对外开放思想的最早胚胎和雏形。

  邓小平在他的光辉著作《太行区的经济建设》一文中就曾精辟地指出:“敌后的经济建设和尖锐程度,绝不减于军事战线”。在日军疯狂的“扫荡”、“蚕食”和“清剿”面前,如果不加强经济建设,“一旦人民元气耗尽,一旦军需民食没有保证,敌后抗战的坚持是不可设想的”。他还明确指出:“发展生产时经济建设的基础,也是打破日军封锁、建设根据地自给自足经济的基础”。邓小平在以武装斗争为中心的抗日根据地时期,就对经济工作给予了特别重视。特别是“发展生产是坚持根据地的重要保障”、“敌后的经济建设的尖锐程度,绝不减于军事战线”等历史论断,均深刻地揭示了经济建设与整个抗日根据地发展的辩证关系。特别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邓小平提出的把全党工作重点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的重要思想,便寻找到了它的历史源头。

  主持制定《滕杨方案》 促进商品经济迅猛发展

  在邓小平同志的亲自主持下,杨立三和滕代远等2位总部首长着手制定了著名的《滕杨方案》。在这一纲领性文献里面讲到:“把共产主义的远景当作现实的实际,把共产党骨干的思想观点当作群众的意识,认为以劳动所得而积蓄起来的是经济主义、金钱观点;或名之曰:‘富民思想’、发财观念”等等。针对上述倾向,邓小平早在1940年的黎城会议就一针见血地指出:“发展国民经济,对于商人、富农经济都可让其发展,而且都要奖励。”后来又在1944年12月太行区第一届群英会上指出:“要把扶助贫困,奖励富农在反对封建剥削上结合起来,目的是要使贫的变富,富得更富,通过富民政策促进根据地新民主主义经济的发展”。由此可见,邓小平的经济富民思想在太行抗日根据地时期就已经萌生了。

  与此同时,在轰轰烈烈的大生产运动中,邓小平坚持执行照顾个人利益、实行公私两利的原则。在1943年9月129师和边区大生产动员大会上,邓小平强调在大生产中要赏罚分明,建立触及个人利益的赏罚制度,提出要给生产模范、劳动英雄给予100元至200元的奖金。根据邓小平的这一指导思想,八路军前方总部制定了具体的《滕杨方案》,鼓励根据地军民按劳动贡献分成和私人积蓄。通过公私两利的《滕杨方案》的实施,太行根据地大生产运动掀起了新的高潮,而且取得了丰硕成果,不仅解决了抗日根据地的军需民用,而且军队民众也在勤劳中有了自己的积蓄。这样,大大促进了太行抗日根据地的经济发展。

  邓小平对太行抗日根据地经济建设的另一个贡献,就是大力提倡发展商品生产,鼓励商品流通。在1943年2月召开的中共中央北方局太行分局温村会议上,邓小平就强调,根据地“应注意输出品德生产,去以有易无”。同时认为:经过商品流通,才能繁荣根据地的经济,满足和调节根据地人民的生活需要,达到输出输入的平衡。而要搞活流通、刺激商品生产,除了发展公营贸易机构之外,还应鼓励私人商业发展,给商人以“合法赚钱”的机会。邓小平在抗日根据地时期注重商品经济的思想,便可看作是今天邓小平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的最早探索与实践。

  推行减租减息 调动农民生产积极性

  面对日军疯狂的军事“扫荡”和经济封锁,以及国民党顽固派发动的反攻高潮,中共中央制定了包括对敌斗争、精兵简政、统一领导、拥政爱民、发展生产、整顿三风、审查干部、时事教育、三三制政权、减租减息在内的“十大政策”。当时担任中共中央北方局代理书记、领导包括太行区在内的整个华北抗日根据地工作的邓小平,结合太行根据地的实际,卓有成效地开展了减租减息工作。

  当年,太行抗日根据地大部分地区在日军频繁“扫荡”、连年灾荒面前已是经济凋敝,财源濒临枯竭。而生产自救便是解决这一问题的根本出路,虽说生产自救依靠的主体式农民,但广大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并未充分调动起来。为此,邓小平决定以减轻农民负担为龙头,以减租减息为突破口,在调整农村生产关系中改善农民的生产生活条件,调动抗日根据地农村生产主力军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大大促进了太行抗日根据地大生产运动的深入开展。

  后来,邓小平在《太行区的经济建设》一文中又说到:“我们的减租减息和交租交息政策,给发展生产开辟了一条广阔的道路。凡是减了租息的地方,广大劳动人民的抗战热情和生产积极性都大大增强了。而在减租减息之外,政府还规定必须交租交息。以减租减息和交租交息并存来稳定各阶层的关系,加强各阶层的团结,号召各阶层努力生产积蓄,由自给自足向丰衣足食的道路前进”。由于执行了正确的生产关系协调政策,大大提高了太行抗日根据地的生产力和生产积极性。今天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理论的提出,正起源于他太行抗日根据地时期的经济实践。

  实施精兵减政 推进根据地市场经济发展

  邓小平在1941年5月发表的《党与抗日民主政权》一文中,提出一个著名论断:不能搞“以党治国”。他尖锐指出:“以党治国的国民党遗毒是麻痹党、腐化党、破坏党、使党脱离群众的办法。”针对上述情况,邓小平指出党和政权的关系是指导与监督的关系,“党的领导的责任是放在政治原则上面不是包办,不是遇事干涉”。基于这种历史认识,邓小平在太行抗日根据地的各项工作中坚持党的政治领导,坚持贯彻“三三制”原则,从而有效地保障了太行抗日根据地经济工作的正常运作与发展。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邓小平在太行抗日根据地精兵简政工作的成功实践。由于战争破坏,根据地人口大量的供给税赋,负担显然过于沉重。对此,邓小平充分体察抗日民众疾苦,把精兵减政当作一件大事来抓。经过从1941年到1943年3次精兵简政,到1943年底,晋冀鲁豫边区军队后方机关、地方党政机关的脱产人员比1940年减少了1/3。边区政府机关人员由500人减少到100人。并通过有效地开源节流,抗日根据地人民群众的经济负担大为减轻,从而为太行区的经济建设节俭了一定的财力。当年,由邓小平领导的太行军政机关的精兵简政工作还曾受到毛泽东主席的高度评价。在后来的社会主义建设时期,邓小平又提出了关于党和国家领导制度改革以及倡导党政机关精简机构等重要思想。这些一脉相承的历史性举措,将对进一步繁荣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产生非常重要的现实指导意义。

  奖励科技发明 带动根据地经济全面繁荣

  邓小平早在抗日根据地时期,就对“科学技术促进社会生产力发展”这一重要课题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在抗日当年的大生产运动中,由于从个方面调动了生产者的积极性,群众中出现了不少技术发明创造。对此,邓小平大力奖赏,给以扶持。在1944年10月太行区第一届群英会上邓小平将“经验与科学的结合”归纳为与“减租减息”和“组织起来”相并列的推动大生产运动成功的3件大事。他还精辟地指出:“科学的力量是很大的”。他还勉励大家:“我们不要把科学看成什么神秘的东西,也不应把科学离了实际,科学本身就是实际经验的总结,坏的去掉,就是结合本地条件的好科学”。

  在邓小平“科学技术是了不起的生产力”这一重要思想的具体指导下,当年太行抗日根据地陆续制定了一系列奖励科学发明、启用技术人才的政策。这些方针不但具体规定了重奖科技发明的数额,还让学非所用的专门技术人员归队,甚至从敌占区重金招聘专家到抗日根据地工作。另外,大力改善科技人员的工作生活条件,在根据地财力十分有限的条件下,规定因由正确设计而无力实验者,可出具相关材料申请政府安排试制经费或实验场所。由于抗日当年邓小平积极提倡科学技术,因此以太行山为依托的晋冀鲁豫边区各行各业科技发明不断出现,有力地推动整个边区经济的发展。由此,邓小平尊重知识,重用人才,重视科学技术这一系列思想发展到改革开放的今天,便形成了邓小平“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著名论断。

  “我们唱着《东方红》,当家作主站起来;我们唱着《春天的故事》,改革开放富起来;继往开来的领路人,带领我们走进新时代……”。今天,我们学习与重温邓小平同志在太行山抗日根据地时期经济建设方面的历史功绩,对于我们领会邓小平理论,特别是邓小平经济改革思想有着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我们坚信,闪烁着智慧光芒的邓小平理论,将永远是我们中华儿女在新世纪的征程上,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指路明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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