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行抗战文化发展原因初探

http://www.balujun.org 2010-05-26 08:21:32 网友评论 0

史 永 平

(八路军太行纪念馆,山西×武乡)

  【内容摘要】太行抗日根据地是抗战时期共产党、八路军在华北敌后的战略基地和指挥中枢,当时太行区的文化发展如火如荼,取得了巨大成就。本文从战争环境、领导重视、群众参与、政策倡导等方面展开阐述,从而深入探讨太行抗战文化发展兴盛的深层原因,以及对今天构建社会主义和谐文化的参考价值和现实意义。

  【关键词】战争;政治;文化;深入生活

  抗日战争时期,八路军129师创建的太行抗日根据地,文化事业繁荣昌盛,无论是文学、新闻还是美术、戏曲、舞蹈等诸多方面,都取得了不俗的成就,可以与国统区的文艺相媲美,与陕北边区的文艺竞风流。尤其值得一提的是大众性的歌咏活动、诗歌创作、戏曲演艺等,在当时的太行区搞得轰轰烈烈、风靡一时。正所谓“家家出诗人,处处闻歌声。”太行区东倚华北平原,西带太岳腹地,南濒中原大地,北靠汾河谷地,地势险要,壅翳蔽塞,自古以来就是一个沟壑林立、群山环绕、交通落后、信息闭塞的地域。既未沾染平原海洋文化开放豁达毓秀之泽,也没糅合草原大漠文化粗犷豪放雄迈之气。但就是这样一个贫瘠的太行山,居然孕育出独创一派、别有洞天的优秀文化种子——太行抗战文化。带着这一连串令人难以置信的疑问,本文将就此做一个深入的探讨。笔者在查阅大量史地资料、综合考察抗战文化史、深入挖掘太行区传统文化优秀基因的基础上,经过潜心研究,将对抗战时期的太行抗战文化为什么会取得前所未有的成就做一个初步的探讨,并进而揭示其发展兴盛的必然性原因、指出其对今天繁荣社会主义和谐文化的借鉴作用与导向功能。

  一、特定的战争环境孕育太行抗战文化并促其成长

  太行区位于山西、河北、河南三省交界,这里山高林密、沟壑纵横,历来为兵家必争之地。其地处黄土高原东部,与华北平原、中原大地毗邻,是华夏文明的发祥地之一,历史悠久,源远流长。1937年11月,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129师高举抗日民族大旗,开赴华北、挺进太行,创建以太行山为依托的晋冀豫敌后抗日根据地,开始了轰轰烈烈的敌后游击抗战;与此同时,八路军总司令部、中共中央北方局等领导机关也相继进驻太行。旋即,太行山成为华北抗战的战略指挥中枢和抗战堡垒地带。

  太行区,是指1937年冬八路军进驻太行山地区后,我党在这里开辟的革命根据地。1945年正式组建太行区,政权机关为太行行署,行政机构先后驻于涉县赤岸、西戍村等地,隶属晋冀鲁豫边区政府管辖。1945年2月下辖八个专区,1949年6月1日被撤销,所辖各县分别归建山西、河北、河南三省。[1]需要指出的是,本文研究的时间跨度为抗战爆发至抗日战争胜利前后此一特定阶段,笔者所使用的太行区这个概念只是一个大而泛的历史地理概念。

  亘古时期,太行区就流传着许多脍炙人口的神话传说,如后羿射日、女娲补天、神农尝百草等。随着人类由蛮荒时代逐步向文明社会演进,太行区的社会状况随之发生了巨大变化。而太行区的文化,则呈现出多种多样的发展趋势,整个太行文化体系内部也参差不齐、风格迥异。一言以蔽之,太行区的文化发展水平在历史时期远远落后于全国其它地区,并没有形成诸如竹林七贤、公安派、徽州派、关中商州派等具有内在稳定性和聚合力的体系派别,虽然个别时期不乏杰出俊逸之士、才识俱佳之者,如荀子、王勃、王廷相等。一以贯之,太行区的文化发展史是琐碎的,在长期的融合过程中并没有形成内在的统一性与传承性。直到抗战爆发,特别是共产党、八路军的进驻,各种新思想、新风尚、新制度被带到太行山。在封建礼教、人伦习俗下被束缚了数千年的太行区人民,如同久旱逢甘露的小草,敞开他们的胸怀,尽情地吮吸着文明时代的气息,根深蒂固世代禁锢着人们思想的伦理传统,第一次受到如此强烈的冲击与挑战;共产党、八路军带来的新民主主义、共产主义思想文化,以“注入”的方式,如同一颗重磅炸弹,瞬间摧毁了太行区千百年来的腐朽传统和愚昧思想。这块古老的土地,从此,开始了它的新生命,呈现出一派新民主主义气息的新气象。而肇始于抗战初期的太行抗战文化,也应运而生。另一方面,在太行抗日根据地,一开始就显现出敌我双方激烈斗争的胶着状态,即军事、经济、政治和文化上的全面较量。作为军事进攻的辅助工具,敌人疯狂发动宣传攻势,大肆进行文化侵略,向我根据地军民强行灌输奴化思想,高调宣扬“大东亚共荣圈”,展开“政治、军事、经济、文化总攻战”,处心积虑推广奴化教育,汉奸理论等等。为对抗敌人的文化侵略,深入揭露日寇的阴谋伎俩,我根据地军民在中国共产党的坚决领导下,拿起手中的文化武器,积极地向敌人进行决绝而猛烈的反击。

  街头标语出来了,墙头报、闾巷诗出来了;各种抗战报刊、杂志办起来了;……。朱德总司令曾经说过:“一个铅字就是射向敌人的一颗子弹。”[2]正是由于处在华北敌后的特定战争环境下,才孕育出以面向人民群众为主体、以宣传抗日斗争为内容、以求取民族解放为目标的太行抗战文化。也正是在这样残酷的战争环境下,太行抗战文化的精神内涵、具体形式、主旨内容才得以不断深化和发展,从而有效地配合了我根据地军民的对敌军事斗争。

  二、特定的政治环境为太行抗战文化发展创造了有利条件

  抗战时期,太行区是华北敌后的军事中心。1938年,八路军总部移驻太行山,太行抗日根据地基本形成。随即,一大批作家、记者、画家、艺术家也相继汇聚到此,同时由于中共中央北方局、八路军总司令部、晋冀鲁豫边区政府、抗日军政大学、鲁迅艺术学校等军政领导机关和文化团体的进驻与存在,太行区实质上成为华北前线的敌后抗战文化中心。八年抗战中,许多文化工作者从大江两岸、长城内外抵达太行山,进入敌后根据地,正如著名学者费正清先生所说的“中国现代文学正丧失了其城市精英的特点。文章下乡,文章入伍。宣传第一,艺术第二”[3]。据统计,整个抗日战争时期,在太行山战斗和生活过的我们现在所知名的记者、学者、艺术家、画家等各界文化名人竞达600余人,[4]其中就有著名学者周立波、丁玲、吴伯萧、卞之琳、刘白羽、李公朴、赵树理等人;此外,还有许多国际友人也到过太行山,这其中就有美国作家史沫特莱和斯特朗、英国记者何克等人。他们的到来,使太行山革命根据地真正形成一个实质性的抗战文化中心。这些文化学者、文艺表演家、新闻记者中的许多人,一到达太行山,就立即投身于残酷而富有革命乐观主义情怀的的对敌文化斗争阵营;与此同时,各种文艺团体如雨后春笋般相继成立,他们活跃在战地前线、田间地头,在太行山开辟出一个对敌文化斗争的新战场;各种报刊相继创刊发行。1939年元旦,中共中央北方局机关报《新华日报》华北版在太行区正式创办,此后一举成为太行根据地的新闻出版基地,这就直接或间接地带动了太行区新闻出版事业的发展。图书、报纸、杂志的大量创刊发行,成为活跃根据地的有力武器。从1937年—1945年,太行根据地出版报刊达到100余种、图书700余种,报纸有《新华日报》、《胜利报》、《黄河日报》、《晋冀豫日报》等,刊物有《抗战生活》、《太行诗歌》等。[5]1940年,鲁迅艺术学校在太行区武乡下北漳村正式成立。校长由红军干部、著名女剧作家李伯钊兼任,这就大大推动了太行区文艺演艺、音乐创作、美术绘画等多种文艺活动的开展。音乐创作方面,先后有300余首抗战革命歌曲在根据地得到推广;戏剧演艺方面,火星剧团等大小500余个剧团相继成立;美术绘画方面,鲁艺木刻工作团的到来,为太行山根据地增添了新的文艺生力军,他们广泛深入战地,潜心向民间艺术学习,先后创作出《军民一家》、《坚持抗战》等新画和连环画,还多次举办木刻画展,这些文艺新因素的出现,必将有效地拓展太行山抗战文化的实体元素、极大地丰富根据地军民的精神生活。[6]

  文化是人类社会发展在意识形态上的反映。它依附于一定的地理环境、政治体制、经济状况、军事制度等,并通过具体的教育、思想、文艺等具象活动折射出特定时期的社会动态。民族战争的特定政治环境为太行区文化建设与文艺宣传提供了底蕴深厚而内涵丰富的创作土壤。同时,它也在客观上为广大文艺工作者投身敌后抗战提供了必要的条件,这其中最直接的体现即是文化团体的大量涌现,文化活动、文艺演艺的异常活跃,大批优秀作品、优秀作者的不断涌现。以倡导民主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为基本方向、以宣传鼓舞人民斗争意志和提升人民抗战必胜信心为根本目标的太行抗战文化的兴起与蓬勃发展,形成了一道与军事斗争密切配合、交相辉映、气势磅礴、波澜壮阔的文化风景线,从而在敌后广大根据地开辟了又一条对敌斗争的新战线。

  太行区特定的政治环境,孕育出独特的人文情怀,萌生出别样的抗战文化。相应地,也为抗战文化的蓬勃发展创造了有利的条件。

  三、党中央、根据地首长重视文化工作,极大地推动了太行抗战文化的发展

  太行区文化事业的发展,同党中央的英明指导和八路军总部及太行区各级领导的关怀与支持是分不开的。l940年1月,毛泽东同志在延安发表《新民主主义论》。在这篇文章中,他旗帜鲜明地指出:“所谓新民主主义的文化,就是人民大众反帝反封建的文化;在今日,就是抗日统一战线的文化。”[7]同年2月,中共中央在《关于目前时局与党的任务的决定》中所提到的关于今后工作的十大任务,其中就有广泛掀起与开展抗日的文化运动,并注意努力提高抗日军队与干部的文化水平与理论水平的要求。另外,我们所敬仰的朱德总司令,除了是一位运筹帷幄、经天纬地的杰出军事家,同时也是一位才华横溢、操翰成章的文化学者,他非常重视并亲自关心太行区文化事业的发展。1939年冬,八路军总部驻扎在武乡王家峪时,适逢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晋东南分会在武乡下北漳村成立,朱德总司令专程骑马踏雪赶来参加成立大会,并在会上作了重要指示。他指出:“我们广大敌后根据地面临日本帝国主义的军事进攻和文化侵略,必须在文武两条战线上奋起还击……”[8]1940年,朱总司令闻知华北《新华日报》在克服了重重困难终于付梓开印后,倍感欣慰。于是专程远道捐款100元,并亲笔写信勉励报社同志:“继续提高创造热忱,不断克服可能到来的任何困难,使敌后的文化工作更益前进。”[9]1940年2月8日,正值春天时节。时在武乡王家峪总部驻地的朱德总司令和总政宣传部长陆定一等领导,亲自发起召开了太行山区文艺座谈会,参加这次座谈会的有李伯钊、徐庸、任白戈、孙泱、彦涵、罗工柳、杨筠、华山等知名学者与文艺工作者。会上,朱德总司令热情洋溢地鼓励这些日夜奋战在抗日前线的艺术家们:“抗战要文武两条战线并肩作战,先搞好文艺宣传,才能发动起群众性游击战争。”[10]作为一位满腹经纶、具有深厚传统文化底蕴的大学者,朱德总司令闲暇之余,常常捉笔舞墨,挥毫赋诗。他尤其擅长古体诗,工于五绝。“伫马太行侧,十月雪飞白。战士仍衣单,夜夜杀倭贼。”,就是他在太行区武乡县写下、直至现在仍被人们称赞至深的佳篇绝唱《寄语蜀中父老》。在武乡王家峪八路军总部,朱德总司令曾与与杨朔、刘白羽等文化界知名人士切磋探讨,一时传为佳话。彭德怀副总司令也十分关心文化事业的发展。1941年在晋冀豫边区数十个单位参与、一千多名代表参加的纪念“五四”运动大会上,彭德怀副总司令的讲话实事求是、有的放矢,引起了在场观众的强烈共鸣。他指出:“当前敌后新文化运动的基本方针和任务是:提倡民主的、科学的、大众化的、提高民族独立与解放信心的文化;提倡马列主义,批判地继承发展中国固有的文化和接受外来文化。”[11]彭德怀同志的讲话为太行根据地的文化建设指明了方向,从而成为一把引导与点燃根据地抗战文化向更广阔领域挺进的熊熊火炬。彭德怀副总司令重视文化工作的事迹非常之多,其中最突出的莫过于亲自过问赵树理的《小二黑结婚》发表这一件事情上。1943年5月,在太行山土生土长、写作风格具有浓郁太行山风情的“山药蛋派”作家赵树理的小说《小二黑结婚》终于定稿,准备刊行。可是稿子发出后,有些人讥讽说是“庸俗之作”。恰巧,当时在北方局工作的妇委蒲安修看到了《小二黑结婚》,认为很适合根据地实际和对敌斗争形势,便立即推荐给彭德怀同志。彭总浏览后,高兴得只拍案叫好,当即派人调查情况,并亲笔为《小二黑结婚》写下了“像这种从群众中调查研究写出来的通俗故事在敌后还不多见”[12]的批语,还亲切指示太行新华书店具体负责出版事宜。一经发表,《小二黑结婚》引来巨大轰动,赵树理也由此声名鹊起、蜚声文坛。很快地,这部小说在解放区与大后方流传开来,继而成为太行区抗战文化史上辉煌的一笔,并且至今仍被称作中国文学史上开天辟地、峻岳夷海一个里程碑而为后人所赞颂。[15]作为太行抗日根据地的首长,邓小平同志也极其重视敌后抗战文化工作。1941年5月,邓小平同志在129师文化工作会议上明确指出:“要同一切轻视文化工作的倾向作斗争,并应克服文化工作不大众化的现象。”[13]1942年1月16日,129师政治部、晋冀豫区党委联合召开了晋冀豫区文化座谈会(习惯上称为“太行山座谈会”),太行区20多个文化团体、近500余人参加了此次大会。邓小平同志在会上作了重要讲话,首次提出了抗战文化为抗战服务、为政治服务、为大众服务的文艺思想,并号召广大文化工作者要深入群众、深入生活,努力实践生活与文艺的高度统一,这与1942年毛泽东同志《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精神不谋而合、相得益彰。正当太行区抗战文化蓬勃发展的时期,1942年5月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一文公开发表,文中提出文艺为谁服务和如何去服务等一系列问题。讲话精神传到太行山革命根据地后,很快得到全面贯彻落实,这就为太行山根据地新一轮抗战文化建设狂潮的兴起指明了方向、吹响了号角、拉开了序幕。由此开始,太行区文化工作者就以毛泽东同志的指示精神为指导,纷纷走向社会,深入农村、奔赴前线,开辟敌后文艺宣传的现战场,相继创作出一大批富有大众性意味的优秀作品,如李季的《王贵与李香香》、阮章竟的《漳河水》等。通过这些创作活动,战斗在太行山的广大文化工作者,忠实地践行了为太行根据地人民奉献优良文艺作品和加大文艺宣传力度的崇高使命。

  正是由于党中央符合形势发展、反映时代特征、迎合大众口味的文艺方针政策在根据地的坚决执行,有八路军总部、中共北方局等机关单位领导的高度重视,奋战在太行山上的文化工作者才有了施展才华、一显身手的良好平台。也正是由于如此,太行区抗战文化才犹如雨后春笋,在根据地的广阔天地蓬勃发展起来,从胜利不断走向胜利。

  四、太行区大批文化工作者脱下长袍,深入生活,辛勤耕耘的结果

  在党中央、毛泽东正确路线方针和英明决策的指引下,太行区大批文艺工作者深入前线、栖身农村、身体力行、躬身实践,以亲身的见闻和感受来体悟人民疾苦,用各自的聪明智慧为武器来演绎敌后根据地多姿多彩的社会生活。这个时期太行区抗战文化的普遍特点,即是以文化工作者自身的所见所闻为素材、用大众听得懂的语言为工具,借文学或文艺宣传等多种人民群众喜闻乐见的方式,向广大民众积极传播先进的思想文化、深入揭露侵略者的凶狠残暴、无情鞭挞投敌汉奸的丑恶嘴脸、激发鼓舞广大军民坚持抗战的昂扬斗志。这些作品一般取材广泛、不拘一格、形式多样、直率亲切,感情真挚朴实,风格舒徐自在。

  脱下长袍,深入生活,奋战在太行区的广大文艺工作者,不断创作出体裁多样、内容广泛而又被人民群众所喜爱和接受的文艺作品。“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正是基于这样科学而准确的定位,他们的作品大多都具有很强的生命力与感召力,必然能引起太行区广大群众的强烈共鸣。如李庄的小说《良民证》、吴伯萧的散文《沁州行》、陈荒煤的报告文学《陈赓将军印象记》、黄钢的报告文学《我看见了八路军》、赵树理的小说《小二黑结婚》、李伯钊的话剧《母亲》、阮章竞的话剧《最后一个》、冈夫的诗歌《河边草》等。8年抗战,烽火太行。有了以赵树理等人为代表的一大批文化工作者的实践与探索,太行抗战文化才得以在整个敌后根据地乃至全国文化界开宗立派、独树一帜。特别是赵树理,无可争议地成为红色根据地“文章下乡,文章入伍”的先锋与楷模。[14]赵树理出身农村,幼年深受民间“草根文化”传统的熏陶,他深切地感受到广大农民因不识字而愚昧落后的苦楚。“有一次,他把鲁迅的《阿Q正传》念给父亲听,可父亲说,‘你念了半天,我一句也听不懂,算了吧’”。从此以后,赵树理便立下志向,要做“地摊作家”。从20世纪30年代初期开始,他已开始以农民为主要服务对象的创作实践,可谓是“山药蛋派”的开山鼻祖。八年抗战期间,赵树理以《黄河日报》副刊《山地》、《人民报》副刊《大家干》和《中国人》周报为主要阵地,坚持“识字人看得懂,不识字人听得懂”的大众化文化方针,先后写出了戏剧《邺官图》、《韩玉粮》、《万象楼》和小说《小二黑结婚》、《李有才板话》和《地板》等一大批深受农民欢迎的作品。他的创作思想得到了八路军副总司令彭德怀、一二九师政委邓小平、北方局党校负责人杨献珍等人的积极肯定与支持,并形成了包括王春、阮章竞、高沐鸿、史纪言、王中青等坚持走民间创作道路的作家群体,使“大众化通俗文化”[15]成为太行山根据地抗战文化体系中的主流。纵观太行区文化作品的创作概况,无不来源于生活,提炼于民间。说人民所说、想人民所想,通俗易懂,真实感人,真正使文化成为服务于人民大众的思想工具。无论是抗日歌曲,还是诗歌、小说,从思想内容到表现形式,莫不反映出抗战、民主、大众的特色。可以说,太行区抗战文化所取得的成就,是所有太行区敌后文化工作者遵循文化创作规律,大胆探索、不断创新、辛勤耕耘的结晶。

  太行抗战文化的兴起、发展、繁荣,在中国文化发展史上,特别是抗战时期文化发展史上,毋庸置疑地占有一席之地。21世纪,是中华民族走向全面复兴的关键时期,在以胡锦涛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中国人民正在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而不懈奋斗。而建设社会主义和谐文化,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要组成部分。总结抗战时期太行抗战文化缘何蓬勃发展的深层原因,重温当年太行抗战文化的繁荣盛况,对我们今天构建社会主义和谐文化,具有很大的启迪与借鉴作用。时值共和国建国60周年大庆之际,总结太行抗战文化发展原因,它给我们留下了许多宝贵的经验:文化事业的发展离不开党的路线方针的正确指导、离不开各级领导的重视和广大文化工作者的辛勤劳动,更离不开现实社会所提供的丰富的物质与精神财富,只有坚持“三贴近”原则,文化事业才能永葆青春、繁荣昌盛。

  参考文献:

  [1] 傅林祥.中国行政区划通史(中华民国卷)[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7.

  [2] 李志宽.武乡烽火(上)[M].武乡:中共武乡县委宣传部,1985.

  [3] (美)费正清.剑桥中华民国史(1912—1949)[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4.

  [4] 太行革命根据地史总编委员会.太行革命根据地史稿[M].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1987.

  [5] 刘江、鲁兮.太行新闻史料汇编[Z].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1979.

  [6] 太行革命根据地史总编委员会. 太行革命根据地史料丛书之八—文化事业[M],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1989.

  [7] 毛泽东选集(第二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8] 太行革命根据地史总编委员会.太行革命根据地史稿[M].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1987.

  [9] 太行革命根据地史总编委员会.太行革命根据地史稿[M].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1987.

  [10] 太行革命根据地史总编委员会.太行革命根据地史稿[M].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1987.

  [11] 太行革命根据地史总编委员会.太行革命根据地史稿[M].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1987.

  [12] 太行革命根据地史总编委员会.太行革命根据地史稿[M].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1987.

  [13] 邓小平.邓小平文选(第一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

  [14] 杨义.中国现代小说史(第三卷)[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1.

  [15] 王小平.文艺大众化:从现代到后现代[J].社会科学研究,2008,(6).

  (作者:史永平,八路军太行纪念馆副馆长、副研究员;

  通讯地址:山西省武乡县太行街363号,邮编:046300;Tel;13935582404;E-mail address:balujun001@sina.com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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