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博物馆学百年发展述略

http://www.balujun.org 2010-05-27 17:21:28 网友评论 0

(载于《中国文化遗产》2005年第四期,作者:甄朔南)

  一般认为博物馆学一词最早是在1877年由杰·格雷瑟(J.Graesse)在一本杂志中以《专业学科的博物馆学》一文中提出的。但也有人认为是在1869年由一位名叫菲利浦·马丁(P·ma氏in)的人在他写的《动物标本手册》一书中首先使用了这个名词。不管怎样这个学科的发展经历了漫长而曲折的道路。近代博物馆学荤始于19世纪末与20世纪初,二战后经历了50一90年代各国专家多方论证,现在绝大多数学者都认为现代博物馆学已经是一门整合型的人文社会科学。我国的博物馆学是随着我国第一座博物馆—南通博物苑的建立而开始孕育、其基并逐步形成的。它一方面不断地由东方(日本)与西方引进理论与实务,一方面又把自己的实践上升为理论。尽管它随着国内的社会、政治的动荡而起伏跌宕。但时至今日,它也在与时俱进地向前发展。

旧中国时期博物馆学的孕育与发展

  张骞在1905年创建南通博物苑时,世界上刚开始有很少的博物馆学的著述,他主要是学习日本,并结合我国的国情以及南通的地方特色型朔南通博物苑。他是我国第一位比较系统研究博物馆学的人,主要表现在四个方面:对博物馆的目的、功能、任务与分类已有基本认识,为我国博物馆展示理念奠定了正确的方向.开创了我国博物馆利用社会资源征集藏品的先凤他是我国第一位提出重视和培养博物馆学的人。例如他在考虑建立什么样的博物苑时,已提出在中国办博物馆的根本目的是教育,是为了救亡图存、集思益智。在张骞的时代,全世界对博物馆的性质还不清楚,人们了解的博物馆性质只能是它的功能。张套当时已提出博物馆应该是“高阁广场,罗列物品,古今咸备,纵人观览”,这就是说博物馆应当有古今中外的文物与标本,然后组织陈列,对外开放,以达到教育的目的。现代博物馆学在谈到博物馆的基本分类时依其内容分为历史类、艺术类与自然科学类,南通博物苑就是这样分馆展出的。同时还有小型的动物园与植物园,也符合今天对博物馆以及相关机构的定义。又比如我们今天谈到展示理念时包括展示的规划、展示的手段与风格、展示的评估、观众的调查、展示的管理。张容当然不可能提出完整的展示观,但他已掌握了展示理念中最基本的要素。例如他主张“博物馆之建设,有异于工商业及他种之会场。非参研学理,确有规则,见者且非笑之”。也就是说所有的展品都要经过专家鉴定,不出错误,然后用“分别部居、不相杂厕”的系统分类的方法陈列,这在当时是很先进的展出方式。此外他对博物馆建筑应服务于展出、馆内外环境的设计、展出方式以及满足观众休息、展示的管理等都有在当时来说超前的创意。

  20世纪三十年代,中国的博物馆学研究开始发展,这是当时的时代发展使然。第一,社会需要博物馆,博物馆的实践需要博物馆学理论的指导。张容办博物苑成功的经验又催化了各地办馆的高潮。1935年中国博物馆协会的成立,又极大地促进了博物馆学著述的问世。更具有历史意义的是博物馆学走进了高等教育的课堂,1942年国立社会教育学院设立了图书馆博物馆学系,由荆三林教授讲授博物馆学。第二,有一群学有专长又热爱博物馆事业的文化精英以自己的身体力行促进博物馆学在中国的发展。例如发起成立中国博物馆协会的68人中除了极个别人以外,大都为人文、社会、自然科学中的权威人物,他们的社会公信力很高。此外还有蔡元培、鲁迅、曾昭橘、杨钟健、韩寿营等人。第四,民国成立后,民智大开,与博物馆学有关的考古学,民俗学、民族学、教育学、社会学被引进后,为我国博物馆学的发展注人了更多的学术营养。而此时接受欧美影响的《博物馆学概论》以及深受日本博物馆学家影响的《博物馆学通论》先后出版,虽然书中有些观点值得商榷,但当时在普及博物馆学知识上起了一定的作用。

新中国成立后博物馆学在我国的曲折发展

  1949年至1966年时期的中国博物馆学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党和国家领导人非常重视博物馆的社会教育功能,从百废待兴的20世纪五十年代开始,就在摸索适合新政权的科学文化架构,要发挥博物馆在社会教育中的特殊作用。为了提高对博物馆的认识、掌握博物馆的工作规律,成立于1949年的北大博物馆专修科(原则招收至少在大学学过两年的人)开始招生。为了配合急剧发展的博物馆的需要,分别设立历史馆、美术馆和科学博物馆三个组,利用北大优越的教育资源,为新中国培养了第一批学过博物馆专业的人才。1951年,教育部召开过专家座谈会,讨论在高校中设立博物馆学系的问题。1960年,文化部文化学院成立了文物博物馆学系。由于当时存在着博物馆学是否已成为独立学科的质疑,以及在当时有一种说法即没有空头的博物馆学家,博物馆学家必须是另一个学科的专家,所以刚刚燃起的博物馆学的星星之火没有形成燎原之势,当然根本的原因还是当时的社会、政治情况决定的。在现实生活中凡是社会与人文科学大都被批判为资产阶级的理论,博物馆学也不例外。人们很自然地提出了什么是社会主义博物馆的性质、社会主义博物馆如何运作等问题,于是号召学习苏联的博物馆学,文化部于1955年派出一个博物馆工作者代表团访问了苏联,并于1957年出版了中文版的《苏联博物馆学基础》。1956年,文化部召开了全国博物馆工作会议与全国地志博物馆工作经验交流会议,确定了博物馆性质与任务的所谓“三性二务”,在后来多年的实践中证明它基本上是正确的。如果我们仔细研究《苏联博物馆学基础》一书可以见到,它基本上反映了上世纪五十年代欧洲博物馆学的水平,当时整个国际博物馆学界对博物馆的性质的理解就是博物馆的收藏、研究、教育的三大功能。具体到如何做好这三项工作的论述都是当时各国博物馆的共识,现在看来在许多方面也是正确的。这本书的缺点是在有的问题上乱贴马列主义的标签,例如说博物馆起源与缪斯女神有关、说收藏是人类的天性等都是资产阶级的。另外这本书错误地强调了人定胜天、人类要改造自然。当时中科院也在学习苏联,于是在我国的自然博物馆中也大肆宣扬米丘林向大自然索取的学说,跟着科学界批判莫尔根的所谓资产阶级的遗传学说。此外该书把博物馆的所有工作都说成是科学研究,不适当地把科研放在收藏的前面。影响所及,使1957年出版的傅振伦先生所著的《博物馆学概念》在一些观点上受到影响,这是时代的烙印。这一时期的特点是一方面在党和国家的重视下,各类博物馆在较快地发展,另一方面从1957年后极左思潮在泛滥,有时用标语口号代替事实与实物,很难听到用博物馆学的原理讨论博物馆工作。

  1966年至1990年时期的中国博物馆学

  1966年至1976年的“文革”浩劫使中国博物馆工作遭到最严重的破坏。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博物馆不再宣扬以阶级斗争为纲的“革命”,而要实事求是地传播人文、社会与自然科学的知识,引导观众共同建设物质文明、精神文明与政治文明的社会。1979年5月国家文物局在合肥召开了全国博物馆工作座谈会并制定了《省、市、自治区博物馆工作条例》(草案),以后又召开了一系列会议,博物馆工作立即在国内得到迅速发展,实践又一次呼唤博物馆学在中国的发展,1979年至1990年期间博物馆学的崛起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l、建立了博物馆学的学术团体为了加强不同隶属关系、不同地区博物馆际间的横向联系与信息共享,在1980年及1982年先后成立了中国自然科学博物馆协会与中国博物馆学会。这两个组织的最大特点就是不断举行与博物馆学有关的各种主题的研讨会,并及时召开专题会议讨论博物馆工作中的理论与实务问题。同时通过讲授博物馆学培训在职人员,同时不断开展国际学术交流。此外北京、江苏、吉林、山东等省市也相继成立了相应的博物馆学组织。

  2、出版了有影响的博物馆学期刊与著作。创刊于1984年的《中国博物馆》与创刊于1982年的《中国博物馆通讯》是我国博物馆学界最有权威性的学术期刊,曾发表许多很有水平的论述。中国自然科中国文化遗产2.、巧年第4期12学博物馆协会出版的《中国自然科学博物馆协会通讯》也经常有介绍博物馆学新理念的文章。《博物馆研究》上发表的博物馆研究工作与人物也受到好评。中国博物馆学会还出版了一套有关博物馆学的丛书,其中影响最大的是译自日文的《博物馆概论》,以及译自英文的((/又十年代的博物馆》。此外还有国家文物局主编的《中国博物馆学概论》以及王宏钧主编的《中国博物馆学基础》以及国家文物局与南开大学合编的《博物馆学参考资料》。

  3、再次掀起对博物馆的性质以及其它的博物馆工作的讨论。上世纪八十年代初在博物馆学界再次掀起了探讨什么是博物馆的定义,什么是博物馆的性质以及各种工作如何运作的热潮。这次讨论使大家认识到五十年代初提出的“三性”实际是博物馆的功能。在这方面我国博物馆学先驱杨钟健早在1931年就提出了博物馆的三大功能就是搜集、研究、保存陈列。而曾昭橘早在上世纪四十年代就提出过博物馆有四大功能:保存有价值的物品、辅助研究工作、实施实物教育、实施精神教育。关于博物馆的定义与性质,国际博协一直在争论中修改,经过1974年以及1989年的修定后才在2004年定型,我们把功能看成是性质也是很自然的。由于碎“四人帮”以后博物馆要赶快恢复正常工作,所以有关陈列、保管、教育、管理中有关经济效益、对外开放等一系列问题都是研究的对象。这是中国博物馆学第二次大发展的预备期。

  4、在大学内恢复了博物馆学专业。1980年2月,教育部批准在南开大学历史学系下设立博物馆专业,博物馆学在经过28年的沉寂后又走进了高等学府。实践证明这一举措是正确的,该校已为新中国培养了许多博物馆学家和博物馆界的领导干部。1984年,南开大学与复旦大学相继成立了文博干部专修科(学制两年)。1988年,北京大学考古系创办了博物馆专业,此外吉林大学、西北大学等也纷纷成立博物馆专业。

  1991年至2005年时期的中国博物馆学

  经过十多年的恢复与发展,从1991年以后我国的博物馆学进入了厚积薄发、硕果累累的阶段,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引进博物馆学的新理论,并在实践中前进。例如对博物馆的定义、性质、任务、定位都有了与社会需求相符合的认识。对保护文化与自然遗产、保护文化与生物的多样性、保护无形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重要性及如何落实都取得了一定的成果。在重视“人与环境的见证物”的前提下,把办馆方向的以“物”为导向改为以“人”为导向,强调“物”为“人”服务的“以人为本”,因而更加重视“展示”与“教育”。提倡展示工作的规范化与标准化,强调展示策划应有博物馆学家及有关学科的专家参与,展示必须经过三个阶段的评估。强调观众调查与研究,展示的主题与内容必须依据观众的需求,展厅内外要有充满文化氛围的环境与人性化服务,要把科学精神与人文精神有机地融合,要把博物馆办成终生学习的场所,提倡建构主义的学习。要建设数字化、虚拟博物馆,合理而适当地使用高科技。在经营管理上要把“博物馆营销学”作为解决博物馆的公益性与市场经济矛盾的管理模式,在保持博物馆的非营利目的的前提下,做好各项工作。此外还讨论了“全球化与博物馆”的理论与实践的问题。

  2、对生态博物馆的研究与实践取得了可喜的成就,丰富了中国博物馆学的内容。它是新博物馆学运动的产物,是遗产保护的新思维,它曾一度改变了博物馆学思想的内容。

  3、出版了一批有关博物馆学方面的著作。以发表年代先后为序,计有苏东海的《博物馆的沉思》、严建强的《博物馆的理论与实践》、吕济民的《守望历史》与最近出版的《中国博物馆史论》、李文儒主编的《全球化下的中国博物馆》、徐禽龄等主编的《文化遗产的保护与经营》、秦晋庭的《民族文博研究》、张承志的《文物保藏学原理》、蔡琴的《博物馆学的新视域》、段勇的《当代美国博物馆》以及甄朔南的《甄朔南博物馆学文集》等。中国博物馆学会还出版了两本大型工具书,即《中国大百科全书·文物博物馆卷》与《中国博物馆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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